【摘要】粤港澳大湾区空港经济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接轨全球经济的新支点，体现中国以城市群为主体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的战略。与世界其他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制度多样性和互补性，唯有探索“中国模式”才能有效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的汇聚和流动，使其真正具备顶级湾区实力。产业协同应立足不同片区现有资源特色，发挥已有制造业优势建立新兴产业生态圈，借助香港的融资环境和深圳的创新机制，打造产业、资本、科技的共生共荣。企业可以与政府在城市管理、共建创新生态圈、商业模式试验等领域建立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达 到双赢，企业之间则可以从产业、资本、创新等多角度寻找满足自身诉求的协同契机。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空港经济
1引言
“湾区”通常指围绕沿海口岸分布的众多海港和城镇所构成的港口群和城镇群，而衍生的经济效应则称之为“湾区经济”。放眼全球，“湾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更是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新载体。空港经济区是指依托大型枢纽机场的综合优势，发展具有明显的航空枢纽指向性的产业集群而在空港周边所形成的经济区。空港经济是依托机场优势以及机对周边地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影响，促使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在机场周边集聚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
粤港澳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接轨全球经济的新支点，同时也是全球的航空枢纽，在这样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空港经济区”应运而生。与世界其他湾区及空港经济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制度多样性和互补性，唯有区域内部协调合作才能有效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的汇聚和流动，使其真正具备顶级湾区实力。
2粤港澳大湾区空港经济区协调合作基础
2.1 湾区对标
“世界三大湾区”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它们具有经济集聚功能强大、服务业高度发达、全球重要金融中心、创新能力领先、交通枢纽位置凸显的显著特征。
与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三大世界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在占地面积、人口方面有较大优势、港口和机场吞吐量在四大湾区中名列第一，且领先优势明显。人均GDP、产业结构、创新实力等处于追赶过程中，有较大提升空间。如今，面积仅占全国 1%左右， 人口比例仅占全国 5%左右的粤港澳大湾区，贡献了全国 GDP 的 12%。2016 年，粤港澳地区的 GDP 总计达到 1.36 万亿美元，近乎一个澳大利亚的 GDP。就土地面积、人口规模以及相应的人口密度和生产力而言，已经超过了旧金山、纽约和东京三个世界著名湾区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占地面积 56000 平方公里，人口达到 6672 万，几乎是东京、纽约和旧金山湾区的总和。
2.2粤港澳大湾区空港经济区
粤港澳大湾区空港经济区内一共有11个城市，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惠州和江门。
图2-1大湾区城市对比（作者自绘）
从经济总量、金融发展、科技水平、创新动力等多方面因素考量，粤港澳大湾区空港经济区形成了以香港为龙头，广州、深圳同属第二梯队，澳门、珠海以及其他6个城市共同形成A字型的湾区城市格局。大湾区内11个城市各有所长，但需要协调、多元分工有序发展。
3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历程
3.1粤港澳区域合作起步期
改革开放前，中国处于较为封闭的经济体中，与港澳之间的联系不强，对外出口贸易几乎没有发展。而在世界产业转移浪潮下的香港，迎来了制造 业的蓬勃发展。同时期的内地虽然与香港地理邻近，但由于政策阻隔，国内市场封闭严重，珠三角地区还停留在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情况上，致使珠三角地区和港澳地区之间产生了发展的“绝缘带”。
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建设的外汇需要，1957年“全国性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简称“广交会”）在广州开办，搭建了中国与国际贸易的平台，打破了“资本主义贸易封锁”。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这个阶段，香港的大量日用消费品仍然依靠内地出口，促进了从珠到港的单向贸易往来。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制造业中心，对内却几乎没有产生辐射和带动作用。作为珠港联系的先行部队，“广交会”的出口贸易虽然没有完全打破珠三角与港澳间发展的“绝缘带”，但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珠港合作埋下了伏笔，成就了广州成为珠三角的区域中心。
3.2 产业分工与专业化下的粤港澳区域合作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南大门，珠三角采取了宽松的政策以吸引外商投资。1984年政府公布了允许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办服务业，使得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城市，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香港厂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快速发展与内地的生产贸易，港资大量北上，形成“前店后厂”的跨境生产贸易模式。
“前店后厂”模式的兴起，是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体现。随着香港制造业的发展，土地、空间、劳动力的限制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瓶颈。而珠三角具有的广阔土地、低廉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利好的形式政策等优势，成为香港制造业转移的目的地。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等投资少、见效快、简单明了为特征的产业生产环节的“后厂”因此形成。
区域经济一体化还带来了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现象，促进了各个优势地区的产业集聚与专业化。其中，东莞作为香港腹地工厂最典型的代表，由于比较优势和专业化生产的低廉成本，促使各生产要素往该地区集中。大量港资企业、合资企业在空间上“扎堆”落户东莞，集聚溢出现象明显：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了东莞落后的投资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港资、台资集聚东莞，20世纪90年代东莞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通过比较优势而产生的跨境生产贸易的兴起，使得香港与珠三角的产业专业化水平提高，同时地区间的联系也显著增强。珠三角与香港在贸易关系中以厂店形式分工，决定了以香港为发展龙头的区域结构的形成。香港与珠三角各个地区间打破了以商品贸易往来为主的贸易形式，兴起了以生产贸易为主体的贸易方式，这种贸易内容的转变，大大促进了粤港澳地区一体化的进程。而作为一体化进程的表现，产业集群在珠三角各大城市中成为普遍的典型现象。
3.3 加入WTO下的区域一体化过程
进入21世纪以后，粤港澳一体化程度更高。CEPA从官方层面直接促进了三地间商品贸易的一体化。前期CEPA以货物贸易为实施主要抓手，第一批对原产港澳的273个项目从2004-01-01起开始享受零关税进入中国内地，而在此之前这273种产品过去的税率高达23%~35%。关税清零的措施比中国加入WTO承诺的关税更加优惠，一步到位的零关税使香港即刻获得极大的价格优势，抢先占据珠三角的商品市场。
除了商品贸易的直接联系增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贸易开始由香港逐渐转移到三角洲地区。这是由内外背景2个方面决定的。外部背景是，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贸易网络的中国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量大增。
图3-1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贸易网络（自绘）
而内部因素是，随着珠三角产业规模的扩大，刺激产业前后向联系的逐利本能，促使其逐渐向生产地靠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珠三角外向型制造业受到严重冲击，企业面临转型升级，以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运用工业设计提升传统产业产品的附加值成为珠三角产业转型的新需求。而香港由于其具有的可靠、高效以及国际通用的专业服务，使得珠三角的企业就近吸收。珠三角已经形成以广州、深圳为企业和就业人口的集聚中心，且呈现由2个中心向外辐射并形成交汇。深圳借力香港，已经发展成为区域的第二中心。
此外，服务贸易一体化的形成的基础是交通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直接导致贸易成本的下降，减少了贸易阻力。从2000年起，为了促进区域合作，广东省与珠三角地方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和配套项目，大规模修建基础设施来改善区域通达性。此时，区域内部及之间的铁路交通覆盖里程港高铁、广州―深圳―香港客运专线、港深西部快速轨道等轨道交通将珠三角的主要城市与香港连接起来，加深两地的沟通，对两地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此外，在航空运输方向，香港国际机场在粤港澳地区担当主要的区域枢纽角色，当今香港国际机场有超过100家国际航空公司为其提供大约140条国际航线，同期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和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分别拥有63和9条国际航线。在港口发展中，广州港与深圳港共占珠三角集装箱吞吐量超过80%，其中深圳占到了49%，深圳集装箱处理量高于广州。2012年，深圳港以微小差距位于香港之后。港口与机场的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空港经济区与世界接轨奠定了基础。
基于商品贸易规模的扩大、产业规模扩张、运输成本的下降，服务贸易的兴起，粤港澳三地出现了以贸易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地区间的转移与扩散，其结果是知识与技术溢出促进了区域创新的形成，同时也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过程。粤港澳地区正在形成多个地区性的大枢纽：深圳与香港协同关系增强，形成“港深都市区”；而依靠交通一体与网络化先行的广州与佛山地区，通过产业与经济活动的地域再分工形成“广佛都市区”“珠澳”等。大珠三角形成节点互通互联的网络化发展格局。
4粤港澳大湾区空港经济区协调合作模式探讨
4.1 顶层设计为基础
尽管粤港澳合作历史由来已久，但以往经验以个别事项合作为主，未来三地政府需要合作加强系统性制度的构建，推动生产要素，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在湾区内的快速流动和高效配置。有学者指出，未来大湾区的政策规划将引领三大实质性转变，从经贸合作向区域协同创新转变，跨地共建生产链向共建优质生活圈转变，事项合作向系统制度性建构、要素充分流动转变。粤港澳大湾区在顶层设计的复杂性上远超既有的其他国际湾区，在发展中必须要考虑到该区域独有的“一国两制三关税”在社会文化、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决策程序和执行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从改革开发至今，中国内地和香港和澳门之间基于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及中国内地和香港和澳门签署的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等政策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已有十分密切的人才、货物和资金的流通，充分发挥和实现了区域合作的协同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政府在顶层制度上的持续创新和改革。中国内地方面，中国政府成功的完成了营改增的税制改革，积极减政放权，在吸引投资方面也积极探索新的方式，在2017年底推出了「境外投资者以股息再投资可享受延递预提所得税」的政策，进一步增加境外投资者于大湾区投资的吸引力，配合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政府在营商环境方面的优化，进一步提高了这个区域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相对优势。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近期特区政府也启动了税务改革，当中包括有意降低符合资格企业首两百万利润的税率至8.25%，减低中小企业在香港营运的成本，同时已经推出企业财资中心的特殊税务安排，计划实施BEPS（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方案，配合和善用香港历来资金、贸易、人才自由的优势以及一带一路“走出去”等机遇，吸引大湾区企业以香港作为业务、财务和融资的首选地点，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高水平、全方位的金融和商业支持服务。澳门特别行政区则积极参与国际税务协定，配合澳门作为一带一路中国与葡语地区的平台和联系人，协助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对外开拓发展。
从目前的现状和趋势来看，基于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目前颁布的各种支持区域投融资交流、减政放权、税制改革等诸多政策方向（目前尚未清楚是否会有具体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优惠政策出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和期待中央以及三地政府在顶层设计和区域协调方面将更多关注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商业和政策环境，以基于「一国两制三关税区」的框架下有利于湾区整体的融合。
4.2城市群发展为路径
大湾区城市群发展应强调在地理空间上进行统一的战略规划和资源重置，打造城市间互联互通和跨城市生活圈，同时各城市突出自身特色与功能定位，发挥体制多样性，找寻更优的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最大程度发挥集聚效应， 分工效应，协作效应和规模效应。
首先，实现各城市协同发展要保证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在生活和工作上为大家提供更 多便利，打造大湾区共同的跨城市生 活圈。发挥硬件上已有的优势，进一步深化互联互通，让四流（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自由高效地流通起来，打造综合的立体交通体系。相比自然地理板块上的被动连接，发挥基础设施在建立连接上的主动性，把“只拥有不连接”的资源孤岛连入网络，不落下区域发展的盲点。这将依托于未来五年大力发展的基础设施的高效衔接和海陆空交通配套，打造环珠三角一小时经济带：2017-2024年陆续建成开通的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虎门二桥将便利跨海交通，2020年前开通的赣深高铁，广汕高铁将方便陆上连结，湾区空港以现有的香港国际机场， 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为核心， 澳门机场，惠州机场，和莲溪机场为辅助，扩建形成机场群。这将极大提高人们通勤效率，促进东西两岸经济交流和资源整合。
另外，城市圈依托各自优势，差异化发展。如香港、深圳、东莞城市圈，香港为全球金融中心，深圳为创新中心，东莞为制造基地。深圳强大的科创能力可以点燃香港的经济发展势头，而香港则可以补齐深圳的金融、高等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结合东莞制造中心优势推动技术、体制创新和国际化。科 研、人才、对外平台颇具优势的广州， 与拥有雄厚制造业基础的佛山，也堪 称“最强大脑”和“最强工匠”的组合。对于“绿色化现代山水城市”惠州和面积最大具备广阔发展空间的肇庆， 应保留他们绿水青山的特点，将其打造为连接西部和绿色宜居的窗口城市。
从产业的地理空间规划来看，目前比较认同的趋势是：1）东岸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带（广州东部、中部，东莞，深圳等），发展新兴产业和高科技，包括金融服务，电子通信，科技创新， 人工智能，互联网。以港深为核心加快数字技术产业的空间集聚，打造大数据产业集聚区，人工智能产业集群，世界级智慧城市群。2）西岸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带
（广州北部、南部，佛山，中山， 珠海等），发展装备制造业和现代农业，包括制造外包，电子加工，生物医药，农业产品，新能源和新材料3）沿海地区（惠州，江门，深圳，珠海等）为生态环保型重化产业带，发展先进制造业如医疗设备、油气开采、石油化工，及现代服务业如教育培训、文化创新、商务休闲。以产业空间扩散带动人口向沿海城市带集聚，提升东西沿海地区城市人口密度4）保持北部地区（肇庆等）低人口密度，作为生态文明试验区和森林城市。
4.3产业协同为优势
大湾区拥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良好的生产基地及硬件设施，多年以来积累 了坚实的制造业基础。2017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超过90%由制造业贡献；计算机、通信等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以及汽车制造在上述榜单中表现抢眼， 是广东省制造业的排头兵。与此同同时，粤港澳三地合作及科技创新密集涌现，大湾区发展已从“前店后厂”式资源驱动转型为科研创新产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三轮驱动”，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充足的驱动力和势能。湾区内科研资源丰富，驻有多所知名高校、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创业孵化器，为制造业的持续创新提供了大批优质人才及智力储备；大湾区对外开放程度高，对外积极接轨国际市场，对内大力促进城市协同，深化各产业融合，为制造业的未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4.4企业间协同为支撑
不同于美国同类企业，中国领先科技企业间的合作屡见不鲜，一些知名范例包括： 百度与小米在物联网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开发更多应用场景，腾讯与京东合作布局电子商务生态圈。这赋予它们惊人的影响力，也意味着它们拥有可用于快速推动创新的技术实力和资本基础。未来大湾区的市场环境更需要企业加强协同，企业可以从产业、资本、创新等多角度寻找满足自身诉求的协同契机。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产品的功能越来越复杂，有大量的零部件和服务嵌入，企业仅依靠内部 资源完成制造的成本过高，对外部资源部的依赖程度加大。企业将需要拥抱更广阔的生态系统，整合并利用制造业集群、技术集群和合作伙伴的优势降低成本并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另外，跨界的生态圈也会增加与其他生态圈重叠的概率，让企业有更多机会突围而出。
图4-1部分证券交易所新增IPO上市公司数量
图4-2深港地区企业VC/PE融资金额及交易数量
创新协同已经在大湾区初具规模，未来需要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其引领性创新的能力。大湾区已经形成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直至产业化全过程的创新链条，但是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基础研究时间长、见效慢，往往不能直接转化为产品，马上给企业带来利润和效益，但是基础研究却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先导，很多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产品是在新知识基础上建立的。大湾区制造业升级和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意味着必须提升基础研究能力。腾讯在深圳和西雅图成立AI Lab，以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和前沿研究。生物科技企业华大基因在全球范围内与众多学术机构和研发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从基础研究做起塑造未来竞争力。除了领先科技企业带头，我们希望看到大湾区更多高校、企业、政府部门共同参与完善现有创新生态，提高湾区基础研究能力。
5 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空港经济区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接轨世界经济的新支点，它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以城市群发展协调区域经济的大方向。大湾区的发展确实需要各界共同推进制度创新，推动人才、技术、资金的高效流动，发挥已有创新实力更紧密地嵌入全球创新网络，使湾区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成为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级湾区。
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应进一步聚集全球先进制造业，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发展，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中心，并实现差异化发展，形成“金融服务在香港、创新研发在深圳、高端制造在珠三角”的立体层次。
与其他湾区的“单核”或“双核”城市不太一样的是，粤港澳大湾区是“多核”驱动发展，如何有效整合广州、深圳、香港以及其他城市的资源，实现进一步的区域协同和集聚发展，将会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向世界一流湾区迈进的关键点；对于小城市而言，则要考虑如何融入核心城市产业链，找到自己的分工和定位。粤港澳大部分城市仍处在工业经济阶段，存在较大转型提升空间，急需注入科技创新的力量。目前除了深圳在创新研发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其他城市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参考文献
[1]Zhang X, Guo Q, Cheung D M, et al. Evaluating the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policy through intercity cooperation network analysis[J]. Cities, 2018.
[2]Zhao M, Derudder B, Huang J. Examining the transition process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polycentric mega-city region through the lens of corporate networks[J]. Cities, 2017,60:147-155.
[3]杜家元, 周永章. 泛珠三角中心城市互动的动力、模式及合作领域分析[J]. 人文地理, 2009(04):103-106.
[4]任思儒, 李郇, 陈婷婷.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J]. 国际城市规划, 2017(03):21-27.
[5]林志锴, 雷强. 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经济合作的思路[J]. 特区经济, 2001(10):10-12.
[6]陈文鸿. 结构转型与香港的产业政策[J]. 国际经济评论, 2004(02):33-37.
[7]徐江. 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空间关系的转变[J]. 国际城市规划, 2008(01):70-78.
[8]彭芳梅. 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经济空间联系与空间结构——基于改进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17(12):57-64.
[9]陈德宁, 郑天祥, 邓春英. 粤港澳共建环珠江口“湾区”经济研究[J]. 经济地理, 2010(10):1589-1594.
[10]梁育填, 刘鲁论, 柳林, 等. 广东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出口贸易格局的时空变化[J]. 热带地理, 2015(05):664-670.
作者简介：
吴冕，女，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洪世键（通讯作者），男，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厦门大学湾区（大鹏）规划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电话：18965190475，邮箱：hongshijian@xmu.edu.cn。